最近，总有咨询者提出：“当时他给我要钱，没办法我就给了他，凭什么现在要调查我、追究我?”“他要钱，如果我不给，他就不给我业务做，我也实在没办法”“他也没有说要，但是如果我不给他，我们公司就会出局了”。
类似这样的诸多问题，引发我的一些关注和思考。
那么什么样的“被索要”才不构成行贿呢?
《刑法》第389条第3款规定：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，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，不是行贿。
这是被索贿者不构成犯罪的基本法律依据。“索贿”是受贿犯罪的一种形式，即“行为人用职务上的便利，索取他人财物的”，在司法实践中一般称为“索贿”。对索贿者，比照一般受贿给予更重的刑事处罚，表明了法律对索贿严惩的态度。
相对应而言，《刑法》第389条在设置行贿罪时，对”被索贿者”进行了上述规定，从而体现了法律对“被索贿者”的宽容与保护。
接下来结合具体案例一一分析：
首先，刑法并没有使用通常所称的词汇“索贿”、“索要”，而是使用了“被勒索”。从生活中的一般常识来讲，勒索与索要也存在程度上的明显不同，前者明显重于后者，意思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，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，这一用词在《刑法》中出现过两次，另一次是《刑法》第274条的敲诈勒索罪。
这里存在一个递进的层次，即【要——索要——勒索】，而这种递进的层次中的界限和区别，则没有法律或者司法解释进行进一步的细致规定。
分析其中的层递关系，一方向从要的人行为(包括语言、动作、暗示等角度出发)入手分析，看要的人是否传递出明确的“你不给就不行”“你不给就会有大麻烦”或者说“你不给，我肯定放不过你”，类似这样的意思;另一方面从被要的人的行为入手分析，“如果我不给，我会面临什么后果”“除了给他钱，我还有无其他的选择”，看被要的人所受到的心理强制程度。
如果有人提出索要财物，而送财物的行为人也顺势投其所好给予财物的，则这种情况算不上受到了强烈的心理强制，肯定不能视为被勒索。关于什么样的情况，算是受到了心理强制，只能通过具体的案例具体呈现、具体分析。
人民法院案例库公布一则案例，案情如下：2010年4月，被告人胡某松请时任某县国土局局长的姚某军(已判刑)提供帮助。姚某军明知违反国家政策规定，利用对某县某村某粘土矿进行监管的职务便利，让该矿负责人王某明将某村50亩土地出让给胡某松开采铝矾土资源。姚某军和胡某松商定所得利润分为3股，姚某军在未实际投资、也未参与经营管理的情况下占2股，胡某松占1股。2011年1月至11月，杨某根据胡某松的安排分数次将所得利润2股合计人民币320万元送给姚某军。2014年11月，姚某军调回某市国土资源局，姚某军让胡某松为其购买一辆帕萨特轿车，胡某松考虑到姚某军在某县工作期间对其提供了帮助，以及后续还需姚某军继续关照，为姚某军购买了价值人民币25.18万元的黑色大众帕萨特汽车一辆。2012年至2019年的春节，胡某松以给姚某军孩子压岁钱为由，分八次累计送给姚某军5万元港币。
法院生效裁判认为：本案争议焦点被告人胡某松为姚某军购买一辆帕萨特轿车，是否构成被索贿。购买帕萨特汽车虽系姚某军主动提出，但姚某军未对胡某松形成心理强制，胡某松也并非被迫给付财物。当姚某军提出明确要求时，胡某松为了维护现有关系和取得预期利益而积极回应、欣然接受，可见其主观上是自愿为姚某军购买汽车的。综合全案来判断，在长时间的、多次的行受贿过程中，胡某松与姚某军双方形成了稳定的利益输送关系，不符合被索贿的实质要件。故人民法院判决胡某构成行贿罪。
由此可以看出，法律对“被索贿者”虽然宽容，但也尽力避免“一要就给”、“一个眼神就送”的这种行为人钻法律的空子而逃避法律的制裁。
其次，我们再分析“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”，这一条件与“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”并列成为索贿案件中给予财物者不成立行贿的必要性条件之一。
为谋取不正当利益，是行贿人的犯罪目的。因此，认定行贿罪时，要求行贿人必须具备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罪过。如果行贿人是为了谋求合法利益，则肯定不能认定为行贿犯罪。例如，行贿人为了按时获得工程款而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，不能认定其具有“谋取不正当利益”的目的。
《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12条规定：“行贿犯罪中的“谋取不正当利益”，是指行贿人谋取的利益违反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政策规定，或者要求国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政策、行业规范的规定，为自己提供帮助或者方便条件”。这一条款不涵盖三种表现形式：一是谋取的利益不正当;二是谋取利益的手段不正当;三是谋取不公平的竞争优势。
值得注意一个问题，随着国家对行贿打击力度的不断增加，司法实践对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认定也发生着细微的变化。
综上，“被索贿者不构成行贿犯罪”，这种说法并不严谨，而是说因被勒索给予财物，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，不构成行贿罪，同时也不是行贿行为，即不仅仅从犯罪体系中排除这类行为，而且这类行为也不是违法行为。